怪人刘文典

“……铃声响后，走进来的却是一位憔悴得可怕的人物。看啊！四角式的平头罩上寸把长的黑发，消瘦的脸孔安着一对没有精神的眼睛，两颧高耸，双颊深入；长头高兮如望平空之孤鹤；肌肤黄瘦兮似辟谷之老衲；中等的身材羸瘠得虽尚不至于骨子在身里边打架，但背上两块高耸着的肩骨却大有接触的可能。状貌如此，声音呢？天啊！不听时尤可，一听时真叫我连打了几个冷噤。既尖锐兮又无力，初如饥鼠兮终类寒猿…… ”

这是30年代清华学生对教授刘文典的印象。这个看起来一点都不气宇轩昂的“憔悴得可怕的人物”，确乎是一位有真才实学的教授。其学生回忆说：“其知识之渊博，治学之严谨，令人叹为观止。”刘文典精通英、德、日、意等语言，学贯中西，尤精国学。1916年他27岁时，即被聘为北大教授。当时北大文科教授中胡适、刘半农、刘文典（辛卯）、陈独秀、朱希祖（己卯）都是卯年出生，他们皆为北大的灵魂人物，因此北大文科教员的办公室被戏称为“卯字号”，刘文典即为北大“卯字号”教授之一（后转聘清华大学）。

在北大，刘文典是与辜鸿铭齐名的怪人。他放浪形迹不合流俗，狂傲不羁言谈惊世。有学生曾回忆他的穿着说：“他的长衫特别长，扫地而行。像辛亥革命以前中国妇女所穿的裙子一样，不准看到脚，走路不能踩到裙边，只得轻轻慢移莲步。他偶尔也穿皮鞋，既破且脏，从不擦油。”由于字“叔雅”，刘文典自称“狸豆鸟”。他解释说，在古汉语中“刘”通“狸”；而“叔”则通“菽”，豆子的意思；“鸟”则为“鸦”，乃“雅”之异体。原来他是在卖弄自己的古汉语知识……


“我师承章太炎、刘师培、陈独秀，早年参加同盟会，曾任孙中山秘书，声讨过袁世凯，革命有功。蒋介石一介武夫耳……”



1928年，11月23日，安徽省立第一女中校庆，时处安庆的安徽大学学生在看演出的过程中秩序混乱，与当时的女中校长程勉发生冲突，程向上汇报说学生捣乱，请军警维持秩序，一触则引发了学潮。蒋介石十分恼怒，遂经教育部下文传令时仁安徽校长的刘文典亲到南京予以说明。自称“《庄子》嘛，我是不懂的喽，也没有人懂”的刘文典，对朱自清等教现代文学的人都瞧不上眼，何况是在他眼里是“一介武夫”的蒋介石，所以对下达的文件用“责令”、“责成”、“纵容学生闹事”等词，尤其对“传令刘文典”、“蒋委员长召见”等措辞极为不满。在出发到南京前刘文典曾发牢骚说：“我刘叔雅并非贩夫走卒，即是高官也不应对我呼之而来，挥之而去！我师承章太炎、刘师培、陈独秀，早年参加同盟会，曾任孙中山秘书，声讨过袁世凯，革命有功。蒋介石一介武夫耳！其奈我何！”

当时的南开学生刘兆吉在《刘文典先生遗闻轶事数则》中回忆：

“因有怨气，见蒋时，戴礼帽著长衫，昂首阔步，跟随侍从飘然直达蒋介石办公室。见蒋介石面带怒容，既不起座，也不让座，冲口即问：‘你是刘文典么？’这对刘文典正如火上加油，也冲口而出：‘字叔雅，文典只是父母长辈叫的，不是随便哪个人叫的。’这更激怒了蒋介石，一拍桌子，并怒吼：‘无耻文人！你怂恿共党分子闹事，该当何罪？’刘文典也应声反驳蒋介石为不实之词，并大声呼喊：‘宁以义死！不苟幸生！’躬身向蒋碰去，早被侍卫挡住。蒋介石又吼：‘疯子！疯子！押下去！’……”

后来，经蔡元培等力保，陈立夫从中斡旋，蒋介石在强大的社会舆论压力下才不得不将刘文典释放，但附前提——刘文典“即日离皖”。


“凡是别人说过的，我都不讲；凡是我讲的，别人都没有说过！今天给你们讲四个字就够了。”

“教授怎能不教书？不教书就是失职！”

刘文典上课也颇有意思。“上课前先由校役沏一壶茶，外带一根两尺来长的竹制旱烟袋。讲到得意处，他就一边吸旱烟，一边解说文章中的精义，从不理会下课铃响，有时一高兴就讲到五点多才下课” 。有一次他上了半个小时就结束了，说：“今天提前下课，改在下星期三晚饭后七点上课。”原来那个星期三是阴历五月十五，他是要在皓月下讲《月赋》。到星期三，校园里摆了一圈座位，刘文典坐在中间，当着一轮皓月大讲其《月赋》，生动形象，见解精辟，让听者沉醉其中，流连忘返。

有一次刘文典给学生做《红楼梦》讲座，由于慕名而来的听众太多，讲座由原计划中的小教室迁到室外小广场，学生席地而坐，洗耳恭听刘文典高论。其时天已近晚，刘文典则秉烛讲授。他“身着长衫，缓步走上讲台，坐定。一位女生站在桌边用热水瓶为他斟茶。先生从容饮尽一盏茶后，霍然站起，有板有眼地念出开场白：‘宁——吃——仙——桃——一口，不——吃——烂——杏——满筐！仙桃只要一口就行了啊……我讲《红楼梦》嘛，凡是别人说过的，我都不讲；凡是我讲的，别人都没有说过！今天给你们讲四个字就够了。’于是他拿起笔，转身在旁边架着的小黑板上写下‘蓼汀花滁’四个大字。然后大抒己见”。

这位比以“怪”闻名的刘师培还要怪上三分的刘文典，刘文典避居昆明市郊官渡，离学校较远，每次上课刘文典都须步行到校。正如他在写给梅贻琦校长的信中所言：“自千年寓所被炸，避居乡村，每次入城，徒行数里，苦况尤非楮墨之所能详。”尽管如此，刘文典却从不缺课。他说：“国难当头，宁可被飞机炸死，也不能缺课。”解放后，刘文典年事渐高，云南大学为了让他集中精力进行学术研究，一度没排他的课，但他坚持要上课，并声色俱厉地说：“教授怎能不教书？不教书就是失职！”


“陈寅恪该拿四百元钱，我该拿四十块钱，朱自清该拿四块钱。可我不给沈从文四角钱。”

“陈寅恪跑是为了保存国粹，我跑是为了庄子，学生跑是为了保留下一代的希望，可是你干吗跑啊？”



在西南联大期间，刘文典最让人觉其“怪”和“狂傲”的举止是他对新文学创作的态度。由于刘文典认为国学才是民族精神复兴的工具，只有在国学中才能挖掘出民族精神的精髓，所以，刘文典很瞧不起搞新文学创作的人，认为“文学创作的能力不能代替真正的学问”。

有人偶尔向他问及当时以《激流三部曲》名噪一时的巴金。他沉思片刻后，喃喃自语说：“我没有听说过他，我没有听说过他。”与此相应，在西南联大他也从来不把朱自清这些“才子”出身的教授们放在眼里，出于这种态度，便对在西南联大讲授新文学写作的作家教师沈从文甚有偏见。

在一次在西南联大中文系举行的讨论提升沈从文为正教授的教务会议上，其他人都举手同意，唯有刘文典表示不满，他愤愤不平地说：“陈寅恪才是真正的教授，他该拿四百元钱，我该拿四十块钱，朱自清该拿四块钱。可我不给沈从文四角钱！”然后还说：“沈从文是我的学生，他要是教授，我岂不要做太上教授了吗？”不知只有小学学历的沈从文什么时候又成为他的学生了。刘文典将攻击的目标对准沈从文这个老实人，当然有点不厚道，但他表里如一的态度却也甚为有趣。

对于国学大师陈寅恪，刘文典就表示他“十二万分”的佩服。抗战时期，由于中国空军力量薄弱，日军轰炸机能随意出动。为消磨中国人民的抗战信心，日本飞机经常轰炸大后方的昆明，西南联大也是日机轰炸的目标。西南联大的师生一听到空袭警报，就停下课来，老师学生都往防空洞里跑——所谓“跑警报”是也。当时还是西南联大学生的著名作家汪曾祺曾回忆说：“警报有三种。预行警报大概是表示日本飞机已经起飞。拉空袭警报大概是表示日本飞机进入云南省境了，但是进云南省不一定到昆明来。等到汽笛拉了紧急警报，连续短音，这才可以肯定是朝昆明来的。”对于跑警报的经历，陈寅恪也曾写过一则趣联：“见机而作，入土为安。”

某一天，日军轰炸机来袭，昆明城内拉响了紧急警报，西南联大的教授和学生四下散开躲避。刘文典跑到中途，忽然想起他“十二万分”佩服的陈寅恪身体羸弱，视力不佳，行动更为不便，便匆匆率领几个学生折回来赶赴陈的寓所，一同搀扶陈往城外躲避。学生要搀扶刘文典，他强撑着不让学生扶他，大声叫嚷着：“保存国粹要紧！保存国粹要紧！”让学生们搀着陈寅恪先走。这时，刘文典平素藐视的教授新文学写作的作家沈从文碰巧与他擦肩而过，刘文典顾不得自己气喘如牛，面露不悦之色转身呵斥道：“陈寅恪跑是为了保存国粹，我跑是为了庄子，学生跑是为了保留下一代的希望，可是你干吗跑啊？”沈从文回头一看，见是刘文典，便也懒得跟他计较，但却也是啼笑皆非。